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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凌晨，在开往刑场的列车上，遍体鳞伤的赵一曼艰难地写下这封给幼子的绝笔信。这短短数语，浓缩了一位母亲锥心的遗憾，更是一位战士用生命书写的报国宣言。
赵一曼与儿子陈掖贤（AI修复画面）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烽火连天的东北，领导抗日斗争。 1935年秋，珠河县的山林被硝烟笼罩。为掩护战友突围，赵一曼身负重伤，最终落入敌手。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阴冷的刑讯室里，她遭受了惨绝人寰的酷刑：钢针刺入伤口，辣椒水灌入鼻腔，烧红的烙铁灼烫皮肉……剧烈的疼痛让她几度昏死。但她宁死不屈，拒绝投降招供。
面对敌人“为何抗日”的质问，赵一曼痛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在医院，赵一曼坚持宣传抗日救国；强忍骨碎化脓的剧痛，断然拒绝截肢——她坚信只要保住腿，就有重返战场的希望。这份坚韧，感动了监视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1936年6月28日深夜，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逃离医院。然而，三天后，在逃亡路上，她再度被俘。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冰冷地记载着：“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酷刑，在钢铁般不屈的意志面前，彻底失败了。
敌人下达了最终判决。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开往刑场的火车。此时的赵一曼，心中最深的牵挂，便是她自襁褓中分离后再未谋面的儿子。她向押送的敌人要来纸笔，用被酷刑摧残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写下了那封字字泣血的遗书。
陈掖贤抄写的赵一曼的遗书
在刑场上，赵一曼高唱起激昂的《红旗歌》，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发出震撼山河的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年仅31岁的生命陨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由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改编而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也迟滞和干扰了日本由中国东北地区进犯苏联的企图。
以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血洒疆场，谱写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诗篇。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
1937年10月28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日军铁甲已抵近墙角，炸药即将引爆。21岁的陈树生默默将手榴弹捆满全身，拉弦，纵身跃下。一声巨响裹着烈焰腾起，他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临行前，他曾在汗衫上给大巴山中的母亲留下八字血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陈树生的纵身一跃，是四行仓库守卫战中最为悲壮的一幕。他的身后，是四百余名与他同样年轻的战友，奉命死守这座六层孤楼，为大部队西撤争取时间。
战火中的四行仓库（图源：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淞沪会战鏖战两月，大场失陷，中国军队主力被迫撤离。10月26日深夜，国民革命军88师524团中校副团长谢晋元率1营四百余官兵进驻四行仓库。此地，成为当时中国军队在上海最后的阵地。
队伍中新兵居多，许多人摸枪不足三月。谢晋元明白，四行仓库很有可能就是这400多人的“坟墓”，他带领全体官兵宣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谢晋元（AI修复画面）
10月27日午后，日军如潮水般涌来，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我方十几倍的日军兵力，谢晋元指挥守军利用仓库里的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从仓库多个角度形成交叉火力。激战两个多小时后，日军发起又一轮进攻，守军从楼上窗口扔下大批手榴弹，日军惊恐逃窜。首日战斗，守军即消灭敌兵80余人。
在上海四行仓库奋战的中国守军壮士（AI修复画面）
日军原以为这个“小据点”不难拔除。但没想到，他们的攻势越凶猛，守军抵抗就越顽强，全军上下皆以此役为最后一战，誓死守卫仓库。驻守在对岸租界的英军，多次婉劝中国军队解除武装，退入租界。谢晋元坚决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
为迷惑日军，也为自壮声势，谢晋元对外号称守军有八百人。“八百壮士”之名由此震撼中外。
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时的珍贵留影（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四天四夜的枪林弹雨中，“八百壮士”奋力抵抗，击退日军十数次进攻，以牺牲9人的代价，消灭日军200余人，摧毁日军坦克2辆。战斗间隙，战士们写下298封遗书，一字一句，浸透忠勇：“余一枪一弹，必与倭寇周旋到底”；“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让我子孙后代，再不受此侮辱”……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序厅展示的谢晋元家书（图源：新华社）
“八百壮士”的壮举点燃了所有市民的爱国激情。租界对岸，成千上万市民屏息凝望，见中国军队消灭敌人就欢呼叫好，见敌军偷袭便大声喊叫示警，更有热心人以黑板画图指明敌踪。慰问品、慰问信被源源不断送入仓库，女童子军杨惠敏更是冒死送来一面国旗，当国旗在四行仓库楼顶重新升起的那一刻，“中华民族万岁”的呼喊声响彻苏州河畔。
整个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规模空前的一次战役。70多万中国将士冲锋陷阵、血染沙场，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人民团结御敌、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及为人道而战、为和平而战的坚定信念。
日军空袭下的上海南站儿童
（该照片又名《中国娃娃》，王小亭拍摄）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火光冲天，死亡如瘟疫般蔓延。这一天，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辜的中国百姓被砍头、剖腹、挖心、火烧，街头巷尾尸首枕藉，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没有一处不漂浮着尸骸。
在这座被绝望笼罩的城市之中，一处悬挂着德国“卐”字旗的小院成为了这人间地狱中的避难所。它的主人是一位德国商人，名叫约翰·拉贝。
拉贝故居（图源：视觉中国）
拉贝自1908年来到中国，已在华经商近三十年。
约翰·拉贝（AI修复画面）
淞沪会战后，南京岌岌可危，面对德国大使馆要求撤离南京的劝告，拉贝毅然选择留下，与十几位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席。日军铁蹄踏入南京后，这片3.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地。
难民进入南京安全区（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日本侵华图志》）
难民进入南京安全区（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日本侵华图志》）
安全区内难民营一角（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这是拉贝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更是他坚定的人道主义信仰。
拉贝把自己的住宅也变成了难民收容所，向哀声求救的中国百姓敞开了大门：防空洞挤满了难民，一直挤到了洞边上；拉贝的办公室、储煤的地下室、佣人的厕所都成了安置难民的空间，甚至院子的石子路上都睡满了人。他的住所最多时曾庇护600多名难民。
拉贝与中国难民（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然而，安全区也绝非世外桃源。当金陵大学医院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为伤者手术时，炮弹甚至就在附近爆炸，拉贝等人当机立断，迅速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接管了三处军医院，并悬挂起红十字旗，尝试各种努力为中国伤兵提供帮助；12月17日，在拉贝住所后面的小巷子里，一名中国妇女遭到日本士兵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拉贝费尽心力找来一辆救护车，将其送医救治；18日，又有邻居前来求救，4名日本兵正欲强奸其妻，拉贝立刻冲过去施救，才避免了惨剧发生。拉贝利用自己的身份，一次次直面日军，竭力帮助正在遭受苦难的中国人。
南京安全区内的妇女（图源：抗日战争纪念网——《日本侵华图志》）
恐惧与暴行仍在蔓延。在开车穿越城市的路上，拉贝亲眼目睹着遍地惨状，他的车每开过一两百米就会遭遇背部中弹的尸体——证明那些人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枪杀的。那段时间里，拉贝在南京的住所内写下了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录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士兵如何成群洗劫商店、强奸妇女、随意枪杀平民；安全区内如何日日上演着人间惨剧……这些文字，连同他收集的近百幅照片，在尘封近六十年后公布于众，震撼世界，成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最核心、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拉贝日记》（图源：央视新闻）
不同语种的《拉贝日记》和与约翰·拉贝相关的书籍（图源：央视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多个重要场合赞扬拉贝，他说：“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在南京最黑暗的几个月，约翰·拉贝与十几位外籍人士共同创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为了一束微光，那一刻的收容和救治，给了许多人一线生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而在中国长达14年的抗战历程中，还有许许多多国际友人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白求恩率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庇护万千妇孺，柯棣华远渡重洋献身于中国战地医疗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这种超越种族、国家和政治身份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用勇气捍卫和平的壮举，见证着人类彼此救赎、命运与共的伟大力量，永远值得铭记。
1938年4月4日，日本电台宣布已经完全占领台儿庄的这一天，守城的中国将领池峰城下令炸毁了运河浮桥——那是守军撤退的唯一出路。
1938年，为了迅速灭亡中国，日军计划从南北夹击徐州。而距离徐州30公里的台儿庄，是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
3月23日起，这支有“钢军”之称的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甚至毒气的配合下，向台儿庄发起一次次猛攻；而主要驻防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武器装备落后，是中国军队中的“杂牌军”。
可没有一人退缩。守卫北小门的官兵全力奋战，一个营牺牲殆尽；日军冲入城内，中国守军与之巷战，用手榴弹、大刀，乃至肉搏，争取着一院一墙，在巷战最激烈的月河街，300米长的街道，伤亡人数达6000余人。
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图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为了夺回制高点，中国守军和日军鏖战7天7夜，不足八十平方厘米的墙壁上留下了94个弹孔……
台儿庄战役弹痕墙（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日军某次战斗详报中记载，中国士兵面对劝降“应者绝无”，250名中国士兵全部阵亡，“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
在一次次激战中，敢死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身绑手榴弹、后背大刀，视死如归。仵德厚带领40人敢死队突袭城内，只3人幸存；王范堂带领的57人敢死队，夺回台儿庄西北角，仅13人生还。据不完全统计，战役期间组织过200多支敢死队。面对悬赏，敢死队员大吼，战斗是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不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不是为钱！
日本提前宣布已经占领台儿庄的这天，率部正面御敌的池峰城下令炸毁唯一的退路，誓与台儿庄共存亡。
中国军队通过台儿庄运河浮桥
（罗伯特·卡帕/摄 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天，中国战斗详报记载：“（敌）步炮协力……连续向我猛攻四次，肉搏巷战达十余次，敌并用烧夷弹燃烧我占据之房屋，均经我第31师守城部队奋勇击退。”中国空军也派飞机协助作战。日军战报记录，当天战线仅推进约八十米。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前线（图源：中国军网）
4月6日，作为总指挥的李宗仁亲自前往台儿庄督战。守城将士绝地反击，与赶来的援军一起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日军节节败退，4月7日，台儿庄战役胜利。
经此一役，昔日“一河渔火，夜不罢市”的台儿庄，“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台儿庄战后场景
（罗伯特·卡帕/摄 图源：ICP国际摄影中心）
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歼敌一万余人、缴获众多枪械汽车等装备的战果。作为继平型关大捷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台儿庄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这场战役吸引了众多记者前往报道。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一行也辗转前来，在西方第一部正面展现中国抗日的影视作品——《四万万人民》中留下了台儿庄的珍贵镜头。
爱泼斯坦（左）、伊文思（右）和助手约翰·福尔诺（中）在一辆被毁的日军坦克上
（图源：《今日中国》）
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用相机记录了众多这场战役的画面，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在台儿庄、在中国，军民在顽强抵抗着法西斯的侵略。
台儿庄战役不只是一场胜仗，正如卡帕在美国《生活》杂志上的刊文：“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论持久战》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多地沦陷，主要港口也逐步被日军控制，此时中国亟需新的国际运输通道以保证武器等物资补给，为抗战“输血”。
滇缅公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划修建的。
这条路，从测绘到通车，始终 “艰苦卓绝”。
总共不到30人的专业人员，用最普通的工具完成了勘测。他们穿越地图上没有标注的丛林，甚至爬上悬崖，依靠亲眼观察和亲身感受做出判断，白天实地工作，夜晚常常就在老乡家里，借着油灯微弱的光完成绘图。
滇缅公路修路现场
（图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馆）
为了争分夺秒修通这条运输动脉，勘测进行到后期，路基便同步开始修建。当时，云南青壮年大多入伍御敌，响应招募参与修路的劳工，多是不同民族的老人和妇女，还有很多孩子跟来帮忙。
很多妇女儿童在为修路砸碎石
（视频来源：央视网）
在地广人稀的工段，很多人都跋涉数百里而来。不少人在路上病倒，甚至病死，但没有一个人中途返家。还有很多人并未接到招募，却自愿赶来；很多人拒绝领工钱，坚持自己带干粮。最多的时候，有20万各民族劳工奋战在修建滇缅公路的工段上。条件艰苦，可大家斗志高昂。
公路沿线不乏高山峡谷，地势复杂险峻，工程量巨大，却几乎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可以使用——可这些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人们修成路的决心。没有钻孔机，就靠双手，用锤子和钢钎凿；缺乏运输工具，就挑扁担、背竹篓；没有建筑用炸药，就用做鞭炮的黑火药。没有压路机，就先把碾粮食的石碾子想方设法运到修路的地方，再靠人力拖动石碾压路；遇到下坡路段，沉重的石碾时常失控，有不少人被压丧生。
修路群众靠人力拉动石碾
（图源：云南省档案馆）
在龙陵路段的“老虎嘴”，崖壁上一个个手凿的痕迹无声诉说着人们的付出和坚毅：上方是悬崖峭壁，下面是汹涌怒江，在崖壁之中，公路倔强地穿过。
抗日战争时期，一辆车通过“老虎嘴”
（图源：新华网）
修路期间，爆破、坠崖、塌方、疟疾等等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有3000余人长眠于此。可以说，每一公里路，都是和着鲜血和白骨筑成。
仅9个月，中国境内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的公路提前通车，也打破了日军想要封锁中国的企图。
“动脉”打通了，可是能够在如此崎岖路段驾驶货车的熟练司机却并不多。车辆等的后续养护，也需要大量专业人士。此时，南洋华侨总会发出公告，号召南洋华侨回国服务。
看到公告，马来西亚华侨女教师白雪娇提笔写下了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家是我所恋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她使用假名，毅然回到了中国。
1939年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登的白雪娇家书
（图源：泉州晚报）
和她一样的爱国侨胞，还有3000多人。他们放弃南洋的舒适生活，有的面对家人反对选择偷偷出走，有的年纪尚小便虚报年龄，只为回到故土，为祖国的战时生命线保驾护航。即使道路崎岖险峻，时常枪林弹雨，衣食起居优渥不再，这些爱国南桥机工从未退缩胆怯。他们中有千余人牺牲在了热爱的故土上，再也没能回到南洋的家人身边。
南侨机工驾驶货车在滇缅公路上运送物资
（图源：人民网）
在抗日战争期间，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一条陆上运输通道。经由这条公路运到中国的物资近50万吨。这条血染的公路，输送着物资，传递着胜利与和平的希望，也书写着名为爱国、诠释不屈的庄重篇章。
南岳游干班是国共两党合作举办的培养游击干部的军事训练机构。普遍展开的游击战争便于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这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体验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就如同体验我自己祖国的灾难一样。”在看到日军对中国的土地狂轰滥炸时，苏联飞行员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如是说。
库里申科（中）和他的同志们 （图源：新华社）
1939年，库里申科受苏联政府派遣，率领援华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前往中国。除了对日作战，库里申科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培训中国飞行员。苏联飞机的性能、特点，先进的操作技术和空中战术，库里申科倾囊相授。每次起飞前，他会看着每一名飞行员坐到驾驶舱里、确认脚踏到刹车后，自己才坐到前舱；落地后，他还会仔细讲评，有时为了纠正偏差，会连续带飞三四次。
严格又耐心的“教官”库里申科，在战斗中则十分勇猛。10月3日，库里申科率领轰炸机队突袭汉口机场，损毁数十架日军飞机，重创日军数支精锐飞行队。10月14日，库里申科带领大队再袭汉口，沉重打击了猝不及防的日军。
库里申科驾驶过的轰炸机
（图源：新华社）
而在返航途中，库里申科遭到日军飞机拦截。凭借高超技术，他冲破了包围，但所驾飞机一侧发动机被击中，他自己也中弹负伤。飞到万县（现重庆万州）上空时，机身已经严重失衡。此时库里申科非常清楚，如果弃机跳伞，他和队友都可以逃生，但飞机坠落，定然伤及无辜百姓，而且损失一架珍贵的飞机，无疑更加不利于中国抗战。为了保护中国百姓、保住飞机，他毅然选择了水面迫降。
在宽阔的扬子江，库里申科的队友得以泅水逃生，飞机后来也成功打捞，而负伤的库里申科再也无力游到岸边——他被江水卷走，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像库里申科一样的苏联飞行员还有很多。1937年，在中国孤立无援的时候，第一批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缺乏气象信息、只知道机场大概位置的情况下，飞越天山、飞过沙漠，克服巨大困难，抵达中国战场。自那之后，一批批来自苏联的国际主义战士驾驶战机来到中国，不遗余力帮助中国军民抗击侵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纽约时报》报道《苏联飞机保卫南京》
（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37年11月21日，南京空战中，年仅24岁的飞行员涅日丹诺夫牺牲，他是在中国牺牲的首位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烈士。1938年2月，飞行员波雷宁率轰炸机大队奇袭被日军占领的台北松山机场，没有战斗机护航，在5500米高空长时间飞行、忍受缺氧，而他们坚持完成任务，炸毁约40架敌机，烧尽足够敌方使用三年的航空燃料，破坏了大量日军基础设施；5月的武汉空袭中，飞行员古边科在弹药用尽后，选择用自己的飞机做武器，直冲向前将敌机撞毁……
苏联飞行员安东·古边科
（图源：国家档案局）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曾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南京、南昌、广州、重庆、成都、西安……众多中国城市上空都留下了他们与日军搏杀的身影，其中有200余位长眠在中国。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成员 （AI修复画面）
他们和中国人民共同谱写了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篇章。鹰击长空，是为和平；飞鹰远去，情谊常在，正义永存。
冷枪从锅台下射出，地雷在路口突然炸响。待敌人仓皇而逃，冉庄的老百姓们才从地道口探出头来。
在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冉庄人民群策群力创造出的地道战，打得侵略者束手无策，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战绩。
游击队员在地道里穿梭（图源：新华社）
1939年7月23日凌晨，日军重兵包围冉庄，残暴地杀害村民13人，打伤致残11人，烧毁民房700余间。血泪之中，冉庄人民把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了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建家园时，村支书张森林首先在自家红薯窖下挖了一个隐蔽洞，洞里放上小木桌和油灯，白天在洞里办公、召开会议，晚上再出来。这个单口洞，成为了冉庄地道战的开端。
冉庄地道内景（图源：新华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冉庄全村老少纷纷拿起铁镐，一道道坚固的“地下长城”修筑起来，最终形成了以十字街为枢纽、四条干线辐射、二十余条支线延伸的庞大地道网络，村村相连、家家相通，全长16公里。
电影《地道战》
地道的设计处处体现着人民群众的智慧。
随着日军多次进犯冉庄，单口洞的缺陷开始显现——一旦洞口被发现，藏身者无法逃脱。于是村民们就把单口洞改成双口洞、多口洞，万一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村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转移。地道的出入口分别设在屋内墙根地面、牲口槽、炕面、锅台等处，经伪装后极难被发现。
马槽地道口（图源：人民网）
在设计上，地道还分军用和民用两种，民用地道藏物藏身，有若干水井相连，方便取水和通风。
冉庄地道战遗址（图源：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
军用地道，则用于调兵遣将，地道内不仅设有油灯和指挥路牌，还设有“陷阱”——在地道出入口附近挖下大坑，底部插上尖刀或竹签，上面覆盖一块活动翻板，翻板平时用木棍支撑，可以走人，有敌情时便将木棍抽开，敌人踏上翻板就会掉入陷阱。
冉庄地道陷阱（图源：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除此之外，冉庄民兵还在日军必经之地预先埋设地雷；在村主路口构筑了多处高房、地堡等工事，均与地道相连，不仅可以有效射杀敌人，还便于观察敌情。
1945年春夏之际，驻保定日军和一个团伪军，突然包围冉庄。冉庄民兵迅速转入地道，严阵以待。日军和伪军进村后，被接连爆炸的地雷炸得心惊胆战。随后，日伪军集结大批兵力，分三路进攻冉庄。冉庄民兵在隐蔽的地道和地上工事里，瞅准机会，四面开火，他们有时从伪装的地道口钻出来，利用隐蔽的射击孔射击敌军；有时又迅速从地下转移到房上，攻其不备。日伪军阵脚大乱，伤亡惨重，只得狼狈逃窜。
八路军从地道转向房顶打击敌人（图源：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英雄的冉庄人民利用地道优势，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战斗，直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冉庄民兵共进行地道战十余次，毙伤日军和伪军近百人，并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人民战争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抗日战争历史上，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许许多多独特的作战形式：他们大摆地雷阵，把日军炸得人仰马翻；创造麻雀战、伏击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走向了失败。
1940年8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攻占井陉煤矿。激战过后，战士们从废墟中救出两个日本女孩——五六岁的美穗子和襁褓中的妹妹。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接到报告立即指示：“孩子没有罪，送到指挥所来。”望着被抱来的小姐妹，他轻声补充：“敌人虽残忍杀害我们同胞和儿童，但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在简陋的红河漕指挥所里，炮声是遥远的背景音。聂荣臻亲手为美穗子喂稀饭、削雪花梨，又疼惜地抱起正在熟睡的婴儿，设法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她喂奶，安排医生为她治疗。美穗子的小手总拽着他的裤腿，这位八路军将领成了她战火中暂时的依靠。
八路军战士给美穗子喂饭，右为聂荣臻（AI修复画面）
战事残酷，边区物资匮乏且动荡不安。再三权衡后，聂荣臻决定送姐妹俩回日方控制区。临行前，他寄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亲笔信，要求日方保护和哺养两个孩子。信中痛陈日寇暴行后，笔锋转向孤女：“彷徨无依，情殊可悯……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信的结尾铮铮有声：“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为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
薄薄的信纸，承载着超越战壕与国界的人性重量。
聂荣臻写给日本官兵的信
（图源：央视网）
临行前夜，他温存地拉过美穗子的小手：“好娃娃，想家吗？来！照个相，明天送你们回去。”
聂荣臻与美穗子合影
（图源：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在民兵和战士的护送下，美穗子和妹妹被送到仍在交战中的石家庄日本军营，不幸的是，不满周岁的妹妹后来夭折，美穗子则安全回到日本。当时尚且年幼的美穗子，对这些经历印象模糊，但她还是常常向外祖母讲起自己‘吃梨’和‘坐挑筐’等事情。
聂荣臻送别美穗子（AI修复画面）
四十年时光飞逝，1980年《人民日报》刊文《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唤醒了这段沉睡往事。找到美穗子的那天，聂元帅十分欣慰，他坐在沙发上翻看着美穗子寄来的各种照片对周围的人说道：“看样子真的是她啊，我的日本女儿找到了。”
1980年《人民日报》刊文（资料图）
在接到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后，美穗子终于再次踏足中国，聂元帅的女儿聂力在机场轻轻抚着她的肩膀：“见到你很高兴，我父亲一直等着你的来访。”
几天后的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美穗子终于见到了聂元帅，两代人的手跨越战火与海洋紧紧相握。聂元帅感慨道：“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没有理由不友好……我们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聂荣臻会见美穗子（图源：央视网）
聂力（右二）赠画，左为美穗子（图源：央视网）
回到日本后，美穗子到处走动演讲宣传和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一些极端的右翼团体组织。后来，美穗子多次踏上她深情的“第二故乡”，她的家乡宫崎县都城市与聂元帅故里江津市也结为友好城市。
战火中对敌国孤雏的托举早已超越了敌我分野的壕堑——这并非简单的善意，是抛却民族仇恨的国际主义大爱，更是对战争的深刻否定：军国主义的罪责与无辜人民的命运必须区分。
聂元帅化干戈为玉帛的期盼，通过这场跨越战争的守护得到了具象传承。仇恨的废墟上，闪耀的是大义的光芒。
《联合国家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发表于1942年1月1日，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也成为日后创立联合国的奠基性法律文件。
“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1942年5月，缅甸茅邦村，重伤在身的戴安澜将军留下了最后一声呐喊。为了抗日战争，为了理想和大义，他壮烈的一生定格在38岁，定格在距祖国只有百公里的他乡。
床边的皮包中有他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戴安澜与妻子、儿女合照（AI修复画面）
戴安澜家书（图源：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支援英军对日作战。
中国远征军行进途中（图源：共产党员网）
时任第200师师长的戴安澜奉命率全师作为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到达战场后，戴安澜才发现局势比他预想中还要紧张。3月16日，拥有制空权的日军开始对同古战地连续轰炸；17日夜里，驻守同古的英军全部撤走。
于是，戴安澜带领独守同古阵地的全师官兵，浴血奋战了12昼夜，以800壮士牺牲的代价歼敌4000多人，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
在战斗最艰难的阶段，戴安澜带头立下誓言 ：本师长战死，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各级照此办理。第200师士气奋发，誓与同古共存亡。
这场惨烈的同古保卫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第一战，也是日军自认在缅甸战役中最激烈、最艰难的一战。清扫战场时，在被击毙的日本指挥官横田大佐身上搜到了一本日记，上写：“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旅，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注："支那军"为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蔑称。）
缅甸仁安羌油田的烈日下，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也正在上演。
1942年4月17日，英缅军第1师7000余人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于仁安羌，断水断粮濒临崩溃。收到英军司令斯利姆的求援后，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立刻受命率团展开救援。面对占据着有利地形，拥有制空权和重型武器的日军精锐部队，113团打得十分艰难，阵地三度易手。终于，4月19日午后，113团以血肉之躯撕开日军包围圈。
仁安羌战役（AI修复画面）
当7000余名干渴濒死的英军看到中国士兵推着水车冲入火线时，他们踉跄扑来，没有奔向水源，而是先紧紧拥抱这些奔赴而来，满身战火的救命恩人。
此战后，斯利姆在回忆录中惊叹：“只有最优秀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如此镇定！”这场仁安羌大捷被称为“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军人的力量、勇气和担当。
中英士兵合影（图源：中国远征军网）
然而由于日军攻占曼德勒，盟军溃逃，缅甸战场形势已经无法挽回，远征军被迫撤离，部分退至印度，主力部队则深陷野人山的莽莽丛林中，九死一生。变化莫测的气候、毒虫、猛兽、瘟疫、饥饿吞噬了数万将士的生命。
这一路上，“三步一个枪械，十步一个尸体，一路都是死人”，最终只有不到四万远征军战士回到了祖国。
野人山的艰苦经历未能摧垮中国军魂。1943年，退入印度的部队整编为中国驻印军，滇西重组远征军。1945年1月27日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会师，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完全贯通；3月27日，缅北会战胜利结束。
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会师（AI修复画面）
从1942年中国军队入缅，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这场战争彻底阻断了日军西进印度、印度洋，与德意会师的战略企图，也粉碎了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对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英士兵握手（AI修复画面）
远征军战士们用生命守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大后方，更是整个反法西斯同盟战线。
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小团坡上九千多块墓碑静静矗立。那上面一笔一划镌刻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悲壮而辉煌的一页。
腾冲国殇墓园（图源：中国日报网）
这是大名鼎鼎的杜立特空袭背后鲜有人知的壮烈故事。
1942年4月18日深夜，小个子的中国年轻人毛继富背着身高近两米的美国重伤飞行员曼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曼奇后来回忆道：“我太累了……一个身高5英尺4英寸的中国人主动要求背我，我朝他笑笑，摇了摇头，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他来说可能有点沉……他快步如飞，上山下山如履平地，好像根本没有背着我一样。”
当天，美国空军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等五个城市进行轰炸。行动成功后，因油料耗尽且与地面失联，15架飞机在中国浙江等省坠毁，飞行员大多选择弃机自救。
杜立特行动 13 号机副驾驶诺布洛奇中尉的水壶（图源：江西都市现场）
曼奇就是其中之一。他掉进了浙江衢州大坞山大仁坑底，幸运地被当地村民所救。毛继富的妻子吴梅兰和村民廖石爱等人，还为曼奇做了在当时可算是奢侈的鸡蛋汤、蛋炒饭。
此刻，日军搜查队早已闻风而动，生死营救正在浙皖赣交界的群山中上演。得知这些美国战士是友非敌后，朴实的中国民众用最大的热情救助、招待他们。象山檀头山岛，渔民麻良水、赵小宝夫妇躲过日军巡逻艇的探照灯，将四名飞行员藏进渔船夹层；江山长台镇，保长廖诗原救下腿部受伤露骨的奥祖克中尉，全家用珍藏的草药为他止血；遂昌岩坑村，飞行员格雷在纸上画了一只鸡，村民竟真的端出家中仅有的老母鸡给他充饥……
在广丰降落的14号机组5个飞行员被村民所救（图源：江西都市现场）
浙江省江山市小南坑自然村的廖诗原旧宅（图源：新华社）
最终，64名美国飞行员获救。中国百姓创造了二战史上的救援奇迹。
部分美军飞行员在衢州航空第十三总站防空洞外的合影（图源：浙江宣传）
杜立特中校（前排左四）及1号机机组人员与救助他们的中国朋友在浙江临安的合影（AI修复画面）
然而，紧随而来的是日军铺天盖地的疯狂报复——
凡美机降落地，居民、房屋无不被日军烧杀抢掠；长台镇34名参与救援的村民被刺刀捅穿；象山渔民郑士明因家中藏有降落伞，被吊在庙梁上拷打至死……
1942年5月至8月，日军集中9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对浙江、江西两省发动了浙赣战役，其主要目的就是摧毁两地主要航空基地，以防美国再次轰炸日本本土。这场战役中日军还实施了大规模细菌战，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等传染病如同噩梦，降临在衢州等地。衢州先后患过传染病的达30万人以上，病死5万人以上。
被日军飞机轰炸时炸毁的大批民房（图源：衢州市档案局）
育婴堂惨遭飞机轰炸（图源：衢州市档案局）
细菌战幸存者（图源：凤凰网）
在这场灾难中，有25万中国军民罹难。衢州地方媒体《大明报》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乡凄景：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
这场跨越太平洋的救援，用血与火铸造了中美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获救飞行员们成立“杜立特轰炸机队协会”，每年4月18日举行纪念活动，他们的后代持续寻访浙江山村，并在当年救援地植树立碑。
1990年，几位获救老兵组成考察团回访浙江，给所到之处都送上一枚写有中文“多谢”的纪念铜牌，上面刻着44名当时还健在的“杜立特行动”队员的签名；199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行的“杜立特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上，飞行员爱德华紧紧抱住当年救助了自己的赵小宝；2018年，飞行员奥祖克的女儿苏珊·奥祖克重访收留过父亲的夯土房，并捐赠1.5万美元修缮了这座老屋……
获救杜立特突袭者奥祖克的女儿苏珊·奥祖克，跪在展板前，查看已故老父亲当年的照片（图源：衢州新闻网）
奥祖克之女、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代表苏珊·奥祖克（右）与廖诗原之子廖明发（左）相拥（图源：中新网）
80多年前，同样深陷战火的中国人毫不犹豫地扶起了异国的伤员。在最黑暗的年代，这些最普通、最平凡的中国民众选择成为火把，点燃自己，照亮通向共同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前路。
1943年3月的苏北平原寒气未消。18日凌晨，淮阴县刘老庄村头，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连长白思才被哨兵急报惊醒：南面2.5公里处发现敌情，百姓正四散奔逃。
此时，枪声已在不远处响起，一股日军骑兵正向村庄逼近。白思才与指导员李云鹏果断下令全连集合。短暂交火后，敌军先头几个骑兵中弹落马，余敌暂退。然而，等待白思才他们的，是更沉重的阴云——对面，日伪军步兵主力1600余人正漫过田野，合围之势渐渐形成。
四连全连共82人。他们的身后，是尚未撤离的刘老庄乡亲。
白思才知道，他们多坚持一会儿，附近的群众就能多转移出一批人。为了避免村里百姓遭受更大伤亡，他们还坚持把阵地选在了村外的交通沟一线。
“准备战斗！”白思才一声令下，全连的火力一起向敌军猛射。
电影《刘老庄八十二壮士》画面
两轮交锋过后，四连弹药消耗近半。这时，李云鹏敏锐地发现阵地前沿敌尸旁散落着不少弹药。一排排长尉庆忠主动请缨：“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老本行！”他带领突击小组，边挖沟边接近敌人的尸体。敌人发觉他们的意图后拼命射击。突击小组冒着枪林弹雨取回宝贵的弹药，这位老战士却在撤回时中弹牺牲。
日军的第三、第四次冲锋接踵而至，交通沟在炮火中不断崩塌。四连官兵死战不退，工事垮了再修，掩体塌了用背包堵上；轻伤者包扎再战，重伤员拖着伤体为战友们压枪弹、递手榴弹。
油画《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现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炮火中，连长白思才左手被弹片炸伤，昏倒在血泊中。醒来后，他独臂撑起身体，在壕沟里继续鼓舞士气、指挥战斗。此时，全连已仅余20多人，个个带伤，弹药几乎打尽。与敌人苦战10个小时，战士们滴水未进，干裂的嘴唇渗着血丝。而他们赖以防御的交通沟，也几乎被炮火犁平。
最后的时刻到了。白思才下令：剩余子弹集中供重机枪；轻机枪拆散；步枪卸枪栓、上刺刀，准备肉搏战；机密文件和报刊全部销毁。
夕阳低垂，日军第五次进攻冲上阵地。白思才跃出战壕，一声“杀！”响彻原野。全连最后二十余名战士、最后的二十余把尖刀，义无反顾地刺向敌群。
刺刀捅弯了，用枪托砸；枪托碎了，用小锹砍；小锹断了，用双手掐；手臂负伤，就用牙齿咬……
暮色四合之时，枪声与喊杀声终于沉寂。82位壮士，全部倒在了这片灼烧的土地上。
刘老庄战斗后，当地人民政府修建的82烈士陵园
（图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战斗结束很久，敌人方才心惊肉跳地走近战壕。他们不仅没能找到一个俘虏，甚至都寻不出一支完好的枪。也是在这时候，日军才知道，与他们千余精兵决战了几乎一个白天的，竟不过是新四军一支82人的连队。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170余人丧命，200余人负伤。
战后，四连重建，当地百姓选送82名青年补入该连，新四军将其命名为“刘老庄连”。
1943年，新四军3师7旅重新组建“刘老庄连”时授予该连的连旗（图源：中国军网）
1943年，“刘老庄连”重组时，刘老庄青年踊跃参军（图源：新华社）
面对二十倍于己的敌人，刘老庄连82名战士奋勇拼杀，视死如归，用生命刻下了一道侵华日军终未能逾越的防线。他们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壮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中英勇悲壮的一页。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发出声音”。
1945年7月25日，广东开平赤坎镇南楼的射击孔里突然飘进阵阵黄绿色烟雾。司徒旋剧烈咳嗽着瘫倒在地，昏倒前他模糊看见六位兄弟同样扭曲的面容，摇晃的身体……
南楼的浩劫要从1945年5月说起。彼时，日军节节失利，准备撤离中国战场，其中驻华南的日军打算从水路撤退，潭江是其必经之路。因此，矗立在潭江转折处制高点的南楼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1912年，当地大姓司徒氏的族人为抵御匪患集资修建了南楼，它如同一把铁锁，向东锁住潭江主干道，向西扼守赤坎镇陆路，楼顶视野可监控方圆十里河道动向。日军若不能拔除这个据点，撤退船队将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成为活靶子。
南楼地理位置（图源：南方+）
7月16日晚，日军遣3000人分三路进犯赤坎，当地驻守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自退。赤坎陷落后，南楼、北楼遭日军水陆两路包抄，经过几场战斗，最后留在南楼的自卫队队员只剩副队长司徒煦、司徒遇、司徒浓、司徒昌、司徒丙、司徒耀、司徒旋等七人，他们决定凭楼死守。
整整十天九夜，在几百日军的重重包围下，七人凭借当地的土炮——俗称“矮墩拉”，和陈旧机枪重创日军。歇战的时候，七个人就跑到楼顶大声唱歌敲鼓，彻夜不停，村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就知道7位勇士仍然健在。
到7月23日，南楼内弹尽粮绝，眼见救援无望，七壮士在墙上写下遗书，准备集体自杀殉国。书记员司徒旋在墙上写下遗书：“……敌人屡劝我们投降，我们虽不甚读诗书，但对尽忠为国为乡几字，亦可以明瞭，现在我们已经击毙敌十六名，亦已及相当代价……”
按原笔迹排列的七壮士遗书（图源：网信江门）
“我们看到他们在楼顶把碗倒过来，说没得吃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南楼历史研究学者司徒亮当年还年幼，但这个场景记忆犹新。
司徒亮讲述南楼七壮士的英雄事迹（图源：开平广播电视台）
后来，在司徒煦的劝说下，七人放弃自杀，誓与南楼共存亡。于是，他们砸毁枪支，拿起刺刀，在最险要位置窗口附近准备石灰粉，一旦日军攻楼即用石灰粉撒敌人眼睛来阻止进攻。
7月25日，久攻不下的日军竟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再次使用毒气弹进攻。三门巨炮在河对岸轮番射击南楼二楼的窗户，南楼东墙的两扇铁窗被全部炸开。
被日军毒气弹炸毁的铁窗（图源：南方+）
“打炮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浓烟把楼都盖住了。”当年的目击者司徒乔说。
中毒昏迷被俘后，七人遭遇了惨绝人寰的虐杀：先用水管子往他们嘴中灌水，直到腹部鼓起，再用脚踩，而后残忍地将他们的皮肉一点一点割下，手指脚趾全部斩断，耳朵鼻子也割下，牙齿全部凿光……最后七壮士被肢解，抛尸于潭江中。
英勇就义时，他们中最大的38岁，最小的只有18岁。
7月26日，烈士们的尸体在潭江两岸被陆续找到。司徒氏四乡乡民自备棺木，收殓了七壮士的遗体，葬于高咀村凉亭之侧——这里可见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南楼和故乡。
他们未见黎明，却成为黎明前至暗时刻中最灼目的星辰。
南楼前的七烈士雕塑（图源：南方+）
1945年6月26日，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图源：新华社）
